《菊與刀》解開日本人矛盾的文化(上)

《菊與刀》,原名《菊花與劍》,作者為美國的社會學家露絲.潘乃德,二戰期間受美國委託進而研究陌生的日本文化,因戰爭時期,她無法像托克維爾一樣步入他國進行考察,她只能透過戰俘的訪談紀錄、日裔美國人與日本文學進行研究,以美國人的角度看待這個充滿矛盾的日本文化,露絲.潘乃德要我們先從日本的生活方式作為出發點,跳脫美國人習以為常的思維模式,儘量避免以先入為主的判斷方式看待日本文化,並針對他們特有的生活習慣做系統性的分析,進而瞭解到日本與美國文化的差異原因,將整個價值觀建構在一個與美國想法大相逕庭的系統上。唯有如此,我們才能徹底瞭解他國的文化。

從”敘述型自我”淺談報恩

在解決日本人諸多矛盾的背後,我想先以Alistair Mcintyre的「敘述型自我」來作為開頭,所謂「敘述型自我」並不是問自己存在的目的為何,而是”我屬於什麼樣的故事?” ,這代表我並不是以獨一無二的個體身分存在於這個世界上,而是背負著某種社會身分而存在,換句話說,我屬於某種族群、國家、當下的歷史等範圍內。

既然我是以某種社會身分存在於這世界上,我必然受到這個社會身分的約束,這也正是為什麼日本人如此看重「家族榮譽」的關係,畢竟你並不是以個體身分而存在於這個家庭,而是代表家族而活,另外我們要注意的是,這邊不單單只針對家族,如果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,必然是以國家作為單位而不是家庭。

我們都是歷史的受恩者,我們不僅背負著歷史的恩,同時也是一個擁有無法償還的債,日本人對於「恩」不單單只是報恩,重點在於”還債”。這種具有虧欠的愛讓日本人得以在精神上達到統一,對天皇的恩就是最大的例子。恩的影響力絕對凌駕於個人的慾望之上,尤其對家族而言,除了子女養育下一代藉以報父母養育之恩外,子女更需要順從自己的父母,用來償還這份恩情。或許如此看來有種上對下的階級關係,但日本人在乎的是,我因為對他有很多虧欠,所以我必須以行動報恩。

為什麼日本人要如此重視「恩」呢? 因為它不只展現出自己的美德外,更有利於整個家族名譽,也就是在我這個社會身分下,我是值得的存在。

恰當位置

影響日本人性格的不只是對「恩」的重視性,還包括階級制度,也就是每個人在恰當位置中擁有屬於他的義務、權利與地位。從日本封建時代起,複雜的階級制度提供每個人恰當的位置,在屬於自己的位置時,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,同時也必須履行該位置的義務,幕府年代的階級大致分為皇族、貴族、武士、農民、工匠、商人與賤民,這些世襲制的階級制度非常嚴格,每個階級應當做出什麼禮節、應對之舉與著裝規定都十分講究。

就相對義務與相對權利方面,我們可以舉幾個代表性的例子做說明

(1)藩主:

藩主們被將軍控制,除了限制藩主間其子女與財產的聯繫外,每個藩主的婚姻也必須透過將軍許可,其妻子甚至必須待在江戶以便將軍控制藩主們,但藩主是一區域的最高領導人,足以對該區域行使特權,同時也享有地位與聲望。

(2)武士:

武士無法擁有土地、領著不多的俸祿、侍奉領主等,但他換來的是配刀的許可,刀不僅僅是裝飾或武器,更代表他的地位,若有平民對他無禮或不敬的話,他們有權對平民用刀。

(3)農民:

農民無法反抗武士、背負重稅與多樣限制,但他們保有土地的所有權,意味著”耕者有其田”,辛勞的工作再將土地傳給下一代,同時也因為土地而獲得一定的聲望。儘管有許多看似不合理的限制,但當時也針對每個階級提供相對應的保障,每個人都有著屬於他的位置。

日本人的一舉一動並非受到抽象的道德標準,而是每個恰當位置的細微禮節,從日常生活上,每個位置都有相對的原則,只要服從這些規定,便能獲得安全。儘管階級的間隔隨著時間越來越小,甚至使商人與武士聯合推翻幕府年代,但日本人沒有忘記階級制度所帶來的保障,這些明確又細緻的系統仍然受到日本人的熱愛。

天皇

前面兩段以報恩與恰當位置作為日本人矛盾文化的原因,而天皇便是在這兩個原因上的最高層級。首先,任何層級的報恩僅僅只是以還債的角度做出行動,但對天皇的皇恩代表的是無限的忠誠,亦即日本人自認所做的”好事”都是為了感激天皇的恩典,這也解釋出為何日本人在戰場上無所畏懼,因為這些舉動都是為了回報天皇給予的恩惠,而這樣的恩惠已經超越了自己的性命。

在階級制度上,天皇位於金字塔上的最頂點,儘管他沒有政治上的實權,甚至將軍還是以他的名義進行統御,如同將軍的政治犯一樣,但他不需要參與日常管理,因為日本人對於恰當位置的重視性,只需要有人在最高點即可,甚至那個人是誰並不重要,天皇是日本人精神上的統一代表,因為天皇就代表著日本,兩者是一體的。

▲2019.5.1即位的德仁天皇

日本人最具特色的「道義」

露絲.潘乃德將其分為「對名聲的道義」與「對社會的道義」,對社會的道義其實就是一種契約的履行方式,無論是在婚姻上面對妻子或岳父母的責任、或是武士對藩主的道義,道義本身是最難解釋的一種道德標準,它不能算是義務、某種責任、恩情或正義感,它沒有一套完整的系統,它僅代表著一種超越自我意願的義務,即便個人不情願也要執行的回報。「因為道義,我不得不聽他的話」、「基於我對你的道義,我姑且順從你」、「我會來僅僅只是為了道義而已」,種種不情願的行動都是為了回報給施恩者,即便需要忽略個人的正義感也要履行的責任,日本人非常重視名聲的重要性,一個人沒有道義就像是沒有信用額度一樣,他基本上不配做一個人。

日本人在社會、家庭、工作、工作皆充滿著道義的影子,只要別人給予自己幫助,道義就像恩的影子一樣顯現,每個日本人的心中都有一本記帳的小冊子,「誰對我有恩?」、「我下次必須做點什麼回報他」、「我能給予他什麼作為回報呢?」,種種的恩情必須回報,對於這些在社會上駐足的人們,我們必須這麼做。

前段講述的道義是偏向於社會層面的道義,即便無視正義、不情願也要回報給報恩者的一種責任,但若個人的名聲被他人玷汙時,日本人將採取報復行動,報復行動包含非常多種可能,詆毀他人、傷害他人、甚至到自我了斷都算報復行動,對於名聲的捍衛並不會受到指責,因為這並不算人性的罪惡內,而是一種矯正不平衡(對名聲的侮辱)的舉動。現今社會因為法律關係,日本人鮮少再做出如此激烈的報復行動,但並不代表他們因此罷休,對於名聲的維護還有保守的方法,方法包括激勵自己成為更好的人、以禮待人或自制等方法。日本人會儘量避免任何造成他人的名譽損害的事情,以避免陷入惡性的競爭中。